翻译大家何兆武离世他的译著重印几十次影响几代人

据清华大学官方微博发布,著名历史学家、思想文化史学家、翻译家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/思想文化研究所何兆武5月28日在京逝世,享年99岁。

何兆武曾经说过:“我觉得人生追求的是一种心安理得,内心的平静,这就是幸福。”如今,他得到永远平静了。在微博、微信朋友圈,网友、读者们纷纷为他“点燃”悼念蜡烛。

“一路走好”“真先生,永常在”“您给我的力量永远都在”,在微博上,许多网友留言表示深切哀悼。

与何兆武相熟的学者、出版人怀念起昔日的点滴。1986年,历史学家雷颐与何兆武开始有了个人交往,当年他曾在《史学理论》发表过文章,何兆武看过几篇文章,表示赞赏。后来何兆武从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调到清华大学,作为晚辈的雷颐还多次去何兆武家拜访。他记得何兆武家的书架上摆了很多录音磁带,“何先生跟我大谈特谈西方古典音乐、西方交响乐,还用录音机放给我听。”

出版人李春龙2016年4月曾拜访过何兆武先生。《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》共有33卷,该书由李学勤、何兆武担任顾问,张岂之先生主编。李春龙记得,当他把其中一卷书放到何兆武手上时,他眼里满含着泪花。“1956年,何兆武进入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,参与侯外庐主持的《中国思想通史》(第四卷),侯外庐先生对他有知遇之恩。”李春龙还提到,侯外庐曾在其自传《韧的追求》中评价过何兆武,称“何兆武外语好,精通西方哲学”。

从十几年前开始,每隔一段时间,何兆武就打电话给布衣古书局店主胡同,让他到家里收些旧杂志和旧书。“收的书和杂志没什么好的,因为当年何兆武先生就下了决心,把自己的藏书捐献给清华大学历史系。”胡同说,每次去主要是听何兆武先生聊天,关于历史,关于学术,关于他的个人经历。“何先生看世界通透、豁达,对历史和现实都有非常深刻的认知。我也很庆幸,能有当面聆听他聊天的机会,或许这也是我坚持做旧书收购的一个重要理由吧。有机会与中国最好的学者面对面交流。”

何兆武口述史《上学记》问世已15载,但至今在读者中仍有极高口碑,豆瓣评分高达9.0分。

何兆武在北平读小学和中学,在西南联大读大学和研究生,共七年,读过四个系,之后在清华大学任教。《上学记》写的就是何兆武的求学生涯,其中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。他以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思想底蕴,以谦和率真的学者姿态,以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感受,讲述在特殊年代尤其是抗战烽火中,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、知识和风雅。该书出版后,好评如潮,当然也引起一些争议。但何兆武说:“为尊者讳、为贤者讳,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。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、与时俱进的,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,让人去顶礼膜拜呢?”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,《上学记》不仅是一本口述史,更是一本打开历史之门、知识之门乃至真理之门和思想之门的启蒙之书。

何兆武在《上学记》中谈到,“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,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,读书本身就是目的。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,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,在别人看了,游山玩水跑了一天,什么价值都没有,但对我来说,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,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。”随着他的辞世,这段话语在网上被纷纷转载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付如初见证了何兆武热爱读书的情景。2016年,作为《上学记》增订版责任编辑的付如初来到何兆武家,当时95岁的何兆武正在读傅高义所著《时代》,他告诉付如初,自己每天都会读几页书。他还曾说过:“现在没有人给我安排什么工作,我也做不了什么工作,脑子会记不清楚,每天就是读一读闲书。”

付如初说,这些年,《上学记》从未做过营销,一直靠读者口碑获得不错的销量,每年销量达几万册。读者解婴评价说:“何老依然有西南联大的遗风,顽皮、较真儿、洒脱,文中很多处可见微言大义,读了如当头一棒。”另一位读者在微博中说:“看过很多遍,抚慰了很多时刻的我。”

何兆武最有名的译著,当属1963年翻译出版的《西方哲学史》。这部作品至今已重印几十次,每次重印,商务印书馆一定会为他送来新书。

8年前,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,何兆武回忆了这段往事。上世纪50年代,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收到访华邀请,但就在登机的那一刻,当时已97岁的罗素突然决定放弃访问,而是将其著作《西方哲学史》赠送给了中国领导人。嘱咐国内出版界要将此书翻译出版,承担这项任务的便是何兆武。

“我想这本书跟我专业也算对口,我也是搞思想史研究的,就答应翻译了。”何兆武说。但他没想到,这本书实在太长了,自己只是完成了前半部的翻译工作。更让他没想到的是,因为翻译了《西方哲学史》而遭受不白之冤,但他从未因此放弃翻译工作。

何兆武译作对一代代读者影响深远。历史学家雷颐回忆说,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上大学的时候,在阅读《西方哲学史》《社会契约论》等著作的过程中,他渐渐发现,很多著作都是何兆武翻译的。“我上大学时,更多读哲学家黑格尔的书,写文章也故意追求高深,但看了何兆武翻译的罗素《西方哲学史》,让我思想发生巨大转向。”

“他翻译的罗素《西方哲学史》,实在是太好了。”《财经》杂志主编何刚记得,谈到读书、学术和思想自由时何兆武有一段话:“没有求知的自由,没有思想的自由,没有个性的发展,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,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。”何刚认为,何兆武是经历中国百年大变局的世纪老人,他的思考和观察,他留给我们的启示,一定会继续传承下去。

何兆武,1921年9月生,原籍湖南岳阳,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,先后就读于土木、历史、哲学、外文四系。1956年至1986年,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、研究员,1986年后,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。他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著作是系统全面论述中国思想发展史的50多万字著作《中国思想发展史》,该书被许多大学选为教科书。他还著有《历史理性批判散论》《历史与历史学》等。他翻译的《思想录》《社会契约论》《西方哲学史》《法国革命论》《历史理性批判文集》等西方学术著作,影响深远,他曾获中国翻译协会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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